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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不了的孙维世

2019/10/10 4:09:11

忘不了的孙维世

 

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到东单三条孙维世的宿舍时,在她的五屉柜上,看到小镜框里的一张照片——那是她和毛主席在红场的雪地上,嬉笑着,互相扔雪球的快乐场景。她告诉我,这是1949年12月,随毛主席访苏时拍摄的。她那时担任主席的翻译。我,一个青年,看着照片上领袖那么喜爱她,顿时肃然起敬。

 

在我这一代人的心中,孙维世不是一般的戏剧家,她首先是一位忠诚的“党的女儿”,坚定的“革命文艺战士”,一位高贵的“红色公主”。她是大革命时代的烈士孙炳文的遗孤,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养女。她的母亲、小姨、兄妹,全家献身革命,都是老党员。

 

1939年春,她陪伴邓颖超护送周恩来赴苏疗伤,1940年,党中央批准她留在苏联学习。这以后,她在苏联经历了整个卫国战争的艰苦岁月,同时也接受了苏联国立戏剧学院五年正规的戏剧教育,成为一位真正的“红色戏剧专家”。

 

1946年她返回延安,参加土改运动和解放战争。1948年冬,她和战友们怀着胜利的喜悦,扭着秧歌进了北平城。北平市民第一次看到的解放区民间戏剧,就是她导演的一出只有两个角色的小秧歌剧《一场虚惊》,观众是那么惊喜。

 

1950年9月,孙维世导演的第一部苏联话剧《保尔·柯察金》在北京演出。著名演员金山在她的指导下,成功创造了保尔富有感召力的英雄形象。那优美而又大气、浪漫而又写实的演剧风格,那洋溢着青春气息的昂扬精神,使中国话剧出现了一个崭新气象。

 

我那时还是一个刚满20岁的青年,看了这场演出,热情澎湃,握起笔来写了一篇剧评,刊登在《光明日报》上。

 

文章发表后一个多月,我便上朝鲜前线去了。直到1952年夏,我回到北京,调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室工作,才和孙维世、金山相识。他们夫妇俩不但还记得我那篇小剧评,对我后来发表的文章也很关注。被鼓舞、被爱护的感觉,吸引着我常到她家去。

 

金山和孙维世的家有一种别处感受不到的愉悦、和睦和情趣。有一天我去,金山先生按惯例为我端茶倒水,我和孙维世坐在角落里,低声交谈。金山在另一边叫了起来:“你们不要开小会!”孙维世朗声大笑,三人便围坐在了一起。我从心里喜欢这一对夫妻。虽然孙维世大我9岁,金山长我19岁,我敬他们若师长,但一点也不感到拘束。

 

1952年,为纪念果戈里诞生百年,北京话剧界联合演出的《钦差大臣》,这是孙维世导演的又一部重要作品。那次演出,她有意把当时新建的中国青艺和筹建中的北京人艺两个话剧院的几位一流演员集合起来,如石羽、刁光覃、于村、田冲等,进行了一次最严格也最富成效的斯坦尼演剧体系的“磨练“。

 

这对两个剧院后来的表演风格产生了深远影响。直到六十多年后,当年参与过排练,惟一健在的演员蓝天野先生依然深情怀念那次排演的收获,并感叹地说:“孙维世太好了!如果她还活着,中国话剧的面貌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孙维世还关心着中国儿童剧的发展。她把苏联作家米哈尔柯夫的《小白兔》翻译过来,并亲自为儿童剧团导演这个戏。她的目的是通过一次艺术实践,改变人们对儿童剧的传统观念,并培训一批专业的儿童剧演员。她认为过去的儿童剧都是由孩子演孩子,这不是艺术创造;只有由专业的成年演员来扮演孩子,才能理解角色而创造出生动的人物形象。

 

我举一个例子:方掬芬当时是青艺的年轻演员,因为身材矮小,很难分配到合适的角色,她很苦闷。孙维世发现了她,鼓励她做一个儿童剧演员,走进儿童的心理世界,磨练儿童剧的表演技巧,创造鲜活的儿童舞台形象。孙维世的启迪,为方掬芬开辟了一条艺术的新路。

 

1954年,这是孙维世和金山共同艺术生涯中最辉煌的一年,也是上世纪中国话剧演出达到巅峰的一年。它的标志是契诃夫的悲剧《万尼亚舅舅》的完美演出。

 

这个戏由孙维世和苏联专家列斯里担任导演,金山扮演主角万尼亚。同台的还有优秀女演员路曦和冀淑平,优秀男演员吴雪和王斑。这晚的演出使我难忘,太动人了。

 

这个美好的时刻是1954年的年末。1955年5月,暴风雨来了。一场反胡风运动改变了我的命运。我被强制搬离青艺宿舍,关到北新桥大二条剧协创作室的小院里,隔离审查。因为我和作家路翎的友谊,他被捕了,我也被怀疑是一个“暗藏的反革命”。

 

1957年12月里的一个寒冷的夜晚,在东四牌楼一个小水果店的门外,我忽然迎面碰见了孙维世,我急忙闪身躲避她,却被她叫住了。很冷啊,那晚上。她脱掉手套,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很用力地说:“犯了错误,改了就好,千万别气馁!千万!”她连续说了许多遍,这时候,我觉得她更像一个大姐姐,叮咛着我。我望着她,点点头,很想哭。

 

这是我同她的最后一面。1958年4月,我被关进半步桥看守所。

 

1960年代以后,中国的政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中苏交恶,两党决裂。苏共堕入修正主义,中共进行公开讨伐。毛泽东对中国文艺日益不满,他讽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了舞台”,“名洋古统治了文艺领域”。

 

1964年,孙维世凭着一颗“赤子心”,重寻“革命路”。她率先抛弃大城市,抛离大剧院,深入冰天雪地的大庆油田安家落户,和工人结合。她像又回到了18年前在太原前线为战士们排演《一场虚惊》那样,以极大的热情为油田工人的家属们编导了话剧《初升的太阳》。这是她一生最后的一部作品。

 

1968年3月1日,公安部门奉“中央文革”的命令,以“合法身份”逮捕孙维世。她被定为“关死对象”,受尽了惨无人道的折磨。1968年10月14日,她戴着脚镣手铐死去。她的尸体惨不忍赌,被匆忙灭迹,连一粒骨灰也没有留下。那年,她47岁。

 

1979年春,右派改正,我重回北京。当天晚上,孙维世当年的副导演肖崎陪我到南沙沟住所看望金山。20多年不见,他已年近70。还像过去一样,这晚他特意给我冲了一杯“雀巢”咖啡(我说,这是我20多年第一次享受咖啡)。

 

我们的重见,很高兴,也很伤感。墙上挂着孙维世的照片,屋里的陈设和过去一模一样。金山对我和肖崎说:“我从秦城监狱出来后,找不到维世了。为了纪念维世,像她还活着一样,家里一切都不变。别的女同志不会接受的,只有她的妹妹才有同样的心愿。”

 

他的真诚使我感动。那晚我初识孙新世,也感到亲切。